梁建章：中国经济急需发钱消费
中国家庭的消费水平严重偏低
与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中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GDP占比偏低。观察2012至2021年间主要国家的GDP需求结构，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GDP）只有38%，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投资率（资本形成/GDP）则高了19个百分点。与发展阶段相同的中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居民消费率低了9个百分点，投资率则高了11个百分点。与高收入国家、尤其是美国相比，消费低、投资高的特点更为显著。
1983年，中国职工总工资占GDP比重最高为33.89%，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和居民消费支出水平占GDP比重分别为62.45%和52.01%。到2022年，职工总工资、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和居民总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分别为24.02%、43.03%和28.62%。
中国家庭的消费水平偏低，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因为大量增发的货币主要流向了央企、国企和地方城投，而不是流向民企和居民手中，广大的普通家庭没有足够的钱来消费。
二是因为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缺乏信心，担心未来收入下降，而不敢大胆消费。在这种情况下，居民预防性储蓄大幅增加。
三是因为在国民收入的部门分配中，政府部门占有了过高比重的收入。
现行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表面上宽松，但只是把钱发给了企业而没有发给家庭。如果企业对于消费市场和人口趋势持续悲观，那么企业并不会增加投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发钱给家庭。所以急需出台强有力的刺激消费政策，把新增的货币直接发给家庭。
给家庭发钱，采用财政赤字无需担心通胀
有人担心，给家庭发钱会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呢？这里的前提条件，就是要看产能是否有余力以及就业是否充分。现在中国恰好处于产能过剩、就业不充分的阶段，所以通过刺激消费，可以把闲置的产能和劳动力利用起来。中国现在面临的并非通胀而是物价负增长，正好需要赤字财政刺激。当然，赤字财政并不能成为一种长期使用的方案，在通胀周期中可以适当回调。但在目前这个阶段，也没必要将赤字财政视为洪水猛兽，而是要从经济学角度来考虑其具体的可行性。
在经济萧条周期通过财政赤字来刺激经济，实际上就是著名的凯恩斯理论，在二战以后，凯恩斯理论已是得到普遍认可的经济学理论和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至于通过财政赤字来刺激经济的适用条件，则是在通缩背景下存在需求和就业的不足，正好是中国目前面临的局面。
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财政赤字支出会有明显的乘数效应，而且不会引发通胀担忧。因此，用财政赤字发育儿补贴，将具有明显的拉大经济效应，还有利于长期经济创新活力。而且，直接发钱或者发消费券比降低利率等其他刺激政策见效更快。
所以如果希望靠发钱刺激消费，可以通过财政赤字的方式。对于有铸币权的主权国家来说，财政赤字可以向央行借债,这样的操作实质上只是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一个数字，这就是所谓量化宽松。
以日本为例，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30多年，日本一般政府总债务占GDP比重持续攀升。根据IMF数据，1990年日本一般政府总债务占GDP比重仅有69%，但1996年就突破100%，2009年突破200%，2022年则高达261%。横向来看，日本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政府债务率最高的国家。日本在过去几十年里，通过大量财政赤字来维持就业和价格的稳定，成功维持了低失业率且基本没有通胀。
目前中国经济要担心的是通缩而不是通胀，物价下降会导致人们的消费意愿减弱。而且，物价下降了，却在暗中让个人和企业的负债增加了，因为持有资产实际价值缩水了，而对银行的抵押贷款却没有减少。这就是经济学中典型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而导致的经济衰退。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增发货币来避免通缩。
除了通过财政赤字方式发钱以外，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筹措资金来发钱。毛振华教授今年3月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发言，提出分批发放10万亿现金补贴（人均7000元，约1000美元）、减少10万亿基建支出的建议。从资金来源上看，有多种途径可以为现金补贴筹措资金。一方面可以动用国有企业一年的利润，2023年国有企业利润为4.6万亿元。另一方面可以对现有财政支出结构进行调整，将此前用于基建的财政支出，特别是将无效、低效的基建支出压降，转为居民部门的消费补贴仍有巨大空间。此外，还要破除“消费就是浪费”这一传统观念。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包括美国和中国香港在疫情期间经济维持了良性循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居民在现金补贴的支撑下避免了需求的收缩，其中香港每个居民发放约2.5万港币，美国为每个居民发放了约3400美元，消费对维持经济繁荣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给育儿家庭发钱是一举两得
通过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解决当前经济需求不足的问题已经逐步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有些经济学家主张通过发放消费券的方式刺激消费，我觉得其实发放现金更容易操作，而且并不会偏向个别商品和行业。更好的且更加公平的方式是发钱给育儿家庭，因为育儿家庭承担为社会养育孩子的负担，同时有助于解决中国现在面临的严重少子化问题。
在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同时，中国的生育率和出生人口也面临下行压力。2022年生育率只有1.05，仅相当于更替水平的一半。从2017至2023年，中国出生人口已经连续七年下降。根据七普修订数据，2016年出生人口达到1883万人，出生率为13.57‰。而2023年出生人口只有902万人，出生率只有6.39‰。可见，2023年出生人口和出生率均不及2016年的一半，创下1949年以来新低。
中国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既有国际普遍规律性的原因，例如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年轻人追求个人的独立自由享受等等；但也包括国内特殊的原因，比如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过高，房价收入比过高、托儿所奇缺等因素。中国的生育成本相对于收入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
而给育儿家庭发钱，是降低生育成本最主要、最直接的方式之一。可以看到的是，自放开三孩政策实施以来，越来越多的地方出台或拟出台育儿补贴的相关政策，拿出真金白银来鼓励生育，但目前看补贴力度仍远远不够，低于大部分欧洲国家，也低于日本和韩国。要提升中国的生育率，需要加大给育儿家庭发钱的力度。
给孩子发钱，短期看有利于刺激消费和投资信心。如果把钱支付给了家庭，可以刺激、增加各种消费需求。如果能够提供更好的贷款政策，给到这些多孩家庭买房的话，更可以刺激房地产。长期看，人口的增加能够提升中国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为什么人口对于创新如此重要？首先体现在规模效应上。人口规模是创新的一大优势，一个人口规模大的国家中的企业拥有更多的优势。而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经济环境的持续向好，反过来也有利于整体生育率的提升，为人口增长提供更好的环境，形成良性循环。
从回报上来讲，鼓励生育的钱从财政转移支付给了家庭，并没有浪费社会资源。如果鼓励生育有效果，也就是说家庭因此多生了个孩子，那么只要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对社会的贡献大于鼓励生育的钱，就是有正回报的，也就是额外创造了更多的财富。
我们建议发钱刺激经济，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提出的四万亿计划是不同的。2008年的四万亿，主要投向了保障性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而我们建议的发钱，是直接发给家庭，尤其是育儿家庭。给育儿家庭发钱比以往的基建投资更加有长期的回报。发钱刺激经济是否健康，最关键是要看是否会有长期好的回报，如果投资扩充一些过剩的产能或者一些低效的基建项目，未来就会加剧产能过剩，金融坏账等问题。但是给育儿家庭发钱不会引起过度投资，而是产生更多急需的新生儿。
生育福利的资金来源来自于全民税收，这对单身和丁克家庭是否公平？从长期而言还是公平的，因为孩子未来对整个社会的税收和社保的贡献，会惠及所有人，其中也包括不生孩子的人。现行的税收制度和养老金制度实际是生孩子的人补贴了不生孩子的人，提供生育福利只是纠正了这种不公平。孩子是未来的创新者、建设者、奋斗者和纳税者，所以育儿家庭其实是在为国家的未来而辛苦地抚养孩子。给予这些家庭足够的补贴，不仅公平，而且必要。
给家庭发钱的具体政策建议
建议按照孩子的数量针对家庭发钱，具体的政策建议如下：
一、现金补贴：给予每个一孩每月补贴1000元，给予每个二孩每月补贴2000元，给予每个三孩及以上每月补贴3000元，直至孩子年满20岁。
二、个税和社保减免：对于二孩家庭，实行个人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以上家庭个人的所得税和社保全免（对于特别富裕的家庭，可以设定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
以上生育支持措施的财政支出，估计会占GDP的2%-5%。当前中国经济的投资和消费的需求低迷，几万亿发给了家庭也同时提升了消费，孩子的相关消费可以带动了房地产，耐用消费品等相关产业。多了一个孩子需要买更大的房，更大的车，这正好可以拉动现在的消费需求。另外如果生育率提高了，有更多的人口，未来对中国经济的长期预期就会比较乐观。人口规模是创新的基础优势，中国的在新能源领域的创新近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就是得益于其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和人才规模。
结论：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种种困境的根本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家庭的消费水平偏低，而根本原因又是家庭没有足够的钱消费，也没有足够的钱养育孩子。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拿出几万亿来发钱给家庭（尤其是育儿家庭）。如果把钱发给了家庭，就可以通过家庭消费直达实体经济，立刻起到提振需求和抑制通缩的作用，还可以促进就业，形成经济增长的预期。我们相信中国经济当前的问题是暂时的，是可以通过适当的刺激需求和鼓励生育的宏观政策来解决的。长期来说正规炒股配资平台，我们非常看好中国企业的科创能力的持续提升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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